所以我放弃了医学
在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做过一场手术，全麻的那种。纯白的手术间、刺鼻的消毒水味，这些构成了我对于医院和医学的最初的理解。
当我高考结束面临院校和专业的选择时，我选择了医学院，没有什么很崇高的动机，仅仅只是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进入自己理想的院校。培养方案里面的主修课程我其实并不感兴趣，但是有一些通选课倒是很有意思。
但就在这个学期的课程接近尾声时，我最终决定放弃医学。
我想澄清的是，这种放弃并非因为医学难学。相反，在深入接触之后，我愈发感受到医学是一项极为崇高的事业。它不仅是冰冷的数据和解剖，更是人类试图用有限的理性去对抗无限的无常，去守护生命最后一道防线的尊严。
我离开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在这座象牙塔的窗边，看清了塔外那道深不可测的裂痕。
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困惑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当一架飞机失事时，人们会将其视为一场系统的悲剧、一种概率的牺牲，并在哀悼中寻求技术革新；而当一个重大的医疗事故发生时，舆论的矛头却总是迅速地指向具体的个人。
这种无力感有着血淋淋的注脚。我至今无法忘记陶勇医生的遭遇——当“农夫与蛇”的故事在现实中以如此惨烈的方式上演时，我听到的是某种职业信仰碎裂的声音。而在那之后的舆论场里，除了短暂的同情，竟然还夹杂着“苍蝇不叮无缝的蛋”这种令人寒心的恶意揣测。我也知道像湘雅刘翔峰那样的害群之马确实存在，但让我恐惧的是，公众习惯了将对个体的愤怒，泛化为对整个群体的“有罪推定”。
我开始尝试用更哲学的视角去审视这种荒诞，结果发现，这或许是现代性本身的一场病变。
我们生活在一个祛魅的时代，宗教退场后，医学被迫接管了原本属于神学的领地。 医院成了现代人的教堂，医生被迫穿上了祭司的法袍。人们潜意识里认为，只要技术足够进步，死亡就不再是必然的归宿，而是一个可以被无限推迟的“技术故障”。
于是，当治疗失败，患者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生理的痛苦，更是某种承诺的背叛。他们无法接受海德格尔所说的“向死而生”的必然性，他们将对死亡的形而上学的恐惧，具体化为了对医生的现实仇恨。因为恨一个具体的人（医生），比恨虚无缥缈的命运（死亡）要容易得多。医生，成了人类面对必死命运时，那个无辜的替罪羊（Scapegoat）。
此外，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在今天似乎发展到了某种病态的极致。人们将自己的身体视为一部汽车、一块手表，是一个与自我剥离的“客体”。 他们带着“修理机器”的逻辑走进医院，认为“我支付了维修费，你就必须让机器恢复运转”。然而，医学面对的是充满了混沌（Chaos）与变数的生物系统，而非严丝合缝的机械结构。这种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，让医疗过程中的人文关怀被异化为一种交易筹码。
当西医坦诚地告知“不确定性”时，被视为“无能”或“推卸责任”；而当某些缺乏实证的传统疗法给出模棱两可的安慰时，却因为填补了人们心理上的“全能自恋”而被奉为圭臬。这不仅是科学认知的匮乏，更是大众心理在面对现代工业化医疗时的某种应激性退行。
我看清了这一切，但我没有勇气去充当那个试图填补裂痕的西西弗斯。
我依然敬佩那些坚持留在手术台前的人，他们是真正的英雄，是在枪林弹雨中依然选择缝合伤口的勇士，是直面虚无却依然选择承担责任的加缪式的反抗者。
但我选择了逃避。我无法在一个将“购买健康”视为理所当然、将“死亡”视为医疗事故的语境中，去完成一项本该以“绝对信任”为基石的事业。
医学是神圣的，但它承载不了人类对于永生和确定性的过度贪婪。而我，只想活得简单一点。
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生孩子？一场关于存在、虚无与勇气的哲学诊断
当我们在谈论“年轻人不生孩子”时，我们通常会谈论什么？
高昂的房价、内卷的职场、昂贵的教育成本，或者是女性在职场与家庭间的艰难平衡。这些当然都是真的。但我总觉得，这些经济社会层面的解释，虽然触及了皮肉，却没能深入骨髓。
如果我们把显微镜换成望远镜，从哲学的角度去审视这一现象，你会发现：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“钱包”的选择，更是一场关于“我是谁”、“时间去哪了”以及“生命有何意义”的集体存在主义危机。
理性的诅咒：当孩子变成了“负资产”
现代社会最大的特征，就是马克斯·韦伯所说的“祛魅”和“工具理性”的统治。
在过去，生孩子属于“价值理性”。它是天赐的礼物，是自然的秩序，是不容置疑的神圣使命。你不会去算生个孩子要花多少钱，就像你不会计算呼吸需要多少成本一样。
但现在，一切都被纳入了成本-收益分析。
当年轻人运用现代社会教给他们的“理性”去审视生育时，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完全不理性的行为：
你需要投入巨大的自由、金钱和精力（高成本），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（高风险），而回报却往往是无形的、延迟的甚至是没有的（低收益）。
在一个要求“效益最大化”的社会里，不生孩子，反而是最符合逻辑的“理性人”选择。
自我的重负与爱欲的枯竭
除了算账，现代年轻人还面临着主体性的过载。
萨特告诉我们“存在先于本质”，福柯暗示我们要把自我像艺术品一样去雕琢。于是，我们每个人都成了一个未完成的“项目”。我们忙着健身、考证、升职、心理咨询，忙着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生孩子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个浩大的“自我工程”被迫停工，意味着你必须把关注点从“我”强行转移到“他”。这对于习惯了自我中心的现代人来说，是本体论上的冲突。
更糟糕的是，正如韩炳哲在《倦怠社会》中所言，我们因为过度的自我剥削，已经陷入了生命力的枯竭。
这种累，不是睡一觉能好的。这是一种灵魂的疲惫。很多年轻人连爱自己的力气都没了，哪里还有溢出的能量（Eros）去创造并滋养一个新的生命？
他们不是自私，他们只是在生存的红线上挣扎，没有余力去进行生命的冒险。
与父辈的冲突：基因 vs. 模因
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年轻人和老一辈在“传承”这个问题上完全无法沟通。
老一辈的哲学是链条哲学。他们认为生命是一条长河，个人是祖先和后代之间的桥梁。不生孩子，意味着链条断裂，是对祖先的背叛，是“死后的虚无”。
但年轻人的哲学变了。
- 从基因到模因：年轻人认为，如果在互联网上留下了思想、代码或视频（模因），这比通过血缘（基因）留下的痕迹更真实。
- 拒绝苦难的代际传递：老一辈口中的“文化传承”，在年轻人眼中往往充满了陈旧的规训和创伤。
- “如果传承意味着要把我受过的苦（内卷、房贷、被规训）让我的孩子再受一遍，那么‘不传承’才是最大的慈悲。”
- 直面虚无：现代哲学让年轻人看透了“象征性永生”的虚幻。既然人类最终都会毁灭，何必用生孩子来假装自己能永生？
不生，成了一种带有道德色彩的“阻断机制”，是对糟糕剧本的拒绝。
灵魂拷问：那么，到底该不该生？
说了这么多劝退的理由，那么年轻人是否真的不该生孩子？
如果仅从理性计算，答案确实是“不该”。但哲学并不仅仅负责解构，它也负责寻找意义。
如果我们跳出功利主义，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看，生孩子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。这里有几个新的判断坐标，供你参考：
1. 康德式的检验
问问自己：你想生孩子，是为了“养儿防老”（工具），还是仅仅为了迎接一个生命（目的）？
“人是目的，而非手段。” 如果你能做到不把孩子当工具，不求回报，仅仅是作为一种纯粹的“给予”，那么生育就具有了道德上的崇高性。
2. 走出“自我”的牢笼
你是否厌倦了那个狭隘的、焦虑的“自我”？ 列维纳斯认为，对他者的责任能让我们超越自我。养育孩子是一种强制性的去中心化体验。它很苦，但它能打碎你内心的孤独壁垒，让你重新与世界建立深层的血肉联系。
3. 克尔凯郭尔的“信仰之跃”
生孩子的投资回报率注定是负的。你永远无法通过理性推导来决定“生”。 生孩子，本质上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**“信仰之跃”（Leap of Faith）**。
它是在你看清了生活的荒谬、痛苦和无意义之后，依然选择去创造生命、去下注未来的一种非理性的英雄主义。
结语
所以，当我们在谈论不生孩子时，我们其实是在谈论现代性的困境。
不生孩子，是理性的胜利，是对自我的保全。 生孩子，是存在的勇气，是对未来的下注。
这两者没有高下之分。
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，愿你的选择，无论是“断后”还是“延续”，都出自你真实的自由意志，而不是源于恐惧，或盲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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